西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张平均，虽然不存在本人贪污受贿、挪用公款等腐败问题，但因本局下属单位———医保中心的网络系统出现问题损害了市民利益，被上级政府追究责任，免去了局长职务。当地政府及舆论认为，这是一个突破(7月28日《瞭望新闻周刊》)。其实，这应当是行政处分的常态。

　　就一项制度来说，公务员端铁饭碗并无不妥，各个国家的公务员也都是端铁饭碗的。当然，端铁饭碗的前提是，公务员在其日常行政活动中没有过错。此处之“过错”，应当包括两类：一类比较轻微，违反行政部门的管理规章。对此，应当由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。另外一类就比较严重，触犯了刑律，就像贪污受贿、挪用公款等。对此，必须通过刑事司法程序追究责任。

　　因此，行政惩罚程序有其独立价值。政府官员尽心服务公众利益，乃是其职业伦理之所在。官员当努力履行这种伦理责任，行政机关内部也需要制定某些规章，激励、约束官员履行这种责任。为此，《公务员法》有专章规定奖励、惩戒条款，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也规定了对身为党员的官员各种违规行为的惩罚程序。在这两份文件中，都包含“撤职”的惩戒。所以，从理论上说，官员即使没有触犯刑律，也仍然可以被撤职。

　　从伦理责任的角度看，对某一部门承担管理责任的政治性官员，也即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，即使自己没有直接过错，而是其所管理的下属出现严重过错，给公众利益带来比较严重的损害，他也必须就此对公众承担个人责任。这是基于伦理而产生的政治责任。应当说，追究这种责任，恰恰就是行政惩罚程序的所要承担的任务。假定官员个人直接把公家的钱装到自己包里，或者收受贿赂，那就不是伦理性政治责任了，而是刑事责任了。

　　实际上，公众利益遭受了这种损失，该官员如果具有伦理责任意识，就会主动引咎辞职。假如他未能主动辞职，行政机关就应启动行政惩罚程序，让他承担起行政责任。只有这样，政府才能对民众有交代。简单地说，现代政府必须对民众负责，而且，这种责任最终必须落在个人身上。如果公众利益因政府的某项不当行为而蒙受损失，政府就当以民众看得见的方式，追究具体个人的责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公众利益所受损失较大，仅有道歉是不够的，必须有人丢官。

　　所以，我们的行政问责制度，还需要进一步强化、具体和严密。一旦行政问责制度成熟了，则官员自身没有直接、明显过失而丢官的事，就会成常态。现在，不少官员一出事，就会涉及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，先丢官紧跟就是被起诉。长此以往，人们会误以为，只有在官员所犯的错误严重到触犯刑律的程度时，才会给予撤职处分。

　　这样的想法当然不对。官员当然要为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，但这毕竟是少数，更大量的情况应当是，官员为其疏忽、过失，而承担伦理责任和行政责任。如果这方面的问责机制比较健全，官员所受约束较为严密，其权力的行使比较规范，就可以避免出现更多的犯罪行为。

　　□秋风(北京 学者)